協調服務業與制造業關系 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作者:譚洪波、夏杰長(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這是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的建議中首次就制造業比重問題作出要求。為什么《建議》會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要求?與此同時,《建議》還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由于服務業和制造業增加值占據了GDP的大部分(2019年我國二者之和占GDP比重為81%),那么,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與穩定制造業比重之間是否矛盾呢?分析和回答以上兩個問題,有助于為協調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促進我國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

  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必要性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看,“十四五”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期內保持制造業穩定,有利于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國際發展歷史經驗表明,在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以前,一國過早去工業化往往會使經濟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階段,比如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等國,這些國家在未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時就開始了去工業化過程。相反,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階段、邁進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其制造業比重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過程中基本都保持了穩定,直至完全達到高收入水平并維持一段時期后,制造業比重才逐步下降。2019年我國人均GDP為10276美元,按照世界銀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標準,剛剛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距離人均GDP12236美元的高收入水平還有一段距離。“十四五”以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有助于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從產業安全角度看,目前我國制造業整體大而不強,如果此時制造業比重不能保持穩定,那么,我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性將得不到有效保障。有媒體梳理報道了我國35項被發達國家“卡脖子”的產品和技術,其中有28項集中在制造業領域,如芯片、光刻機、航空發動機、高端電容電阻等,7項屬于與制造業緊密關聯的生產性服務業。被稱為“卡脖子”產品和技術,是因為這些產品和技術是眾多產業的重要材料、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但大多掌握在美國、日本、德國、韓國、荷蘭、法國、瑞典等發達國家。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2018年以來,一些國家先后從貿易、投資、技術、人員交流等方面對中國進行圍堵,我國一些高科技產業和企業為此受到影響,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性也受到了沖擊。因此,在還未完全掌握高端制造環節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發展不應過早去工業化,有必要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并以此為基礎向高端制造業邁進。

  從諸多發達國家已經歷的產業發展歷程看,其制造業的壯大在這些國家經濟快速發展階段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而且,以美、日、歐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去工業化過程,是在本國制造業技術領先于世界的情況下進行的全球化產業配置,主要是將一些勞動密集型、自然資源依賴型的產業向國外轉移,而一些高端制造業仍然留在國內。但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和德國的制造業比重目前仍保持在20%左右。目前,美國基于保護本國就業以及防止產業空心化的考慮,從2008年開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2018年又發布了《先進制造業美國領導力戰略》,提出美國先進制造業領導地位的愿景。2019年德國發布的《國家工業戰略2030》明確提出到2030年制造業比重提高至25%的目標。在此之前,英國、法國等也都出臺了關于重振制造業的計劃。今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和歐洲又基于對本國產業安全的考慮,開始將產業鏈從全球布局向區域化布局轉變。也就是說,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在積極謀求制造業的回歸和重振。目前我國制造業在某些關鍵環節仍然存在許多短板,經濟發展仍處于追趕階段,因此,在“十四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應保持制造業的比重穩定。

  從國際貿易角度看,一方面,目前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相對較快,國內各類消費品市場、投資品市場、能源市場和服務業市場龐大并持續增長;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國際貿易順差絕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逆差主要集中在服務業領域,而且在出口結構中,高技術含量特別是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占比相對較低,尚未形成以較少的高附加值產品去換取大量制成品的貿易模式,加之近年來我國不斷擴大進口,如果此時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壓力。

  從技術創新角度看,不管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某一個國家,制造業都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目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無論是革命性的創新還是許多中小型創新,大多都來自工業領域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領域。目前,美國的創新投入和產出主要來自信息通信技術制造業、信息通信技術服務業和生物醫藥行業。日本的創新投入和產出主要來自汽車及相關制造業、信息通信技術服務業。德國的創新投入和產出主要集中在汽車制造業、機械工程制造業。我國主要集中在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另外,代表未來產業和技術發展方向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大部分也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有數據表明,制造業比重較低的美國仍有大約70%的創新活動直接或間接依賴于制造業。

  從區域發展水平看,目前我國仍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北京、上海和天津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東部沿海其他省份也大都處于工業化后期,有些省份的發達地區也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而一些中西部地區則主要處在工業化中期,因此工業化過程在我國仍有發展空間,許多地區仍需要工業化進程來推動其經濟快速發展。“十四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內,制造業在不同地區之間的高質量梯度轉移與承接,一方面可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持我國制造業比重穩定。

  協調好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與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之間的關系

  在分析了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的必要性之后,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在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同時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這一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會促進制造業發展。不管是消費性服務業還是生產性服務業,越來越多的現代服務業以服務型制造的方式促進了制造業的高端化與柔性化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興服務業態和服務模式需要制造業產品加以配合才能完成,比如,云旅游作為一種新型的服務業態,需要有VR設備與之配套;遠程醫療服務需要有低時延的5G網絡設備和AR設備與之配套;智慧養老服務同樣需要各種醫療設備、可穿戴監測設備、智能家居設備和信息通信設備等制造業產品與之配套;文化娛樂服務業的數字化生產和消費,同樣也需要許多新型制造業產品與之配套。二是許多平臺服務企業推出了與自己的服務相配套的制造業產品,這些產品與平臺企業提供的服務相結合會給商家和消費者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服務和體驗,例如新零售等。三是一些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需要制造業為之提供各種定制化的試驗產品和試驗器材設備等有形產品,比如研發和設計行業,許多技術或產品在研究開發及設計階段往往需要反復試驗改進,這個過程需要有柔性制造業與之配套,以實時滿足研究開發和設計服務的需求。

  第二,制造業服務化發展使制造業與相關的現代服務業相互促進。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世界上許多制造業企業開始由專門從事生產制造向“制造+服務”轉型。一是制造業企業為與自身制造環節配套而發展出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并逐漸由專門為自身提供服務轉向為廣大市場提供服務,比如與供應鏈相關的采購服務、物流與倉儲服務等。二是制造業企業利用所掌握的自身產品的信息、知識、數據以及長期積累的資金等優勢,為其下游客戶提供與產品相關的安裝、檢測維修、整體解決方案、金融、租賃等生產性服務,在為下游企業提供專業化和高端化服務的同時,還可以培養下游企業對上游制造業產品的忠誠度,實現了上下游企業的雙贏,同時也實現了制造業與相關服務業的相互促進。三是制造業企業利用自身特色發展相關的展覽、科普、旅游、教育、培訓等服務,不但增加了自身收入,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并培養新客戶群體。

  第三,越來越多的傳統服務業正在被新興制造業產品替代,因此傳統服務業的勞動力逐漸流向與之相關的現代服務業,服務業總體上可以與制造業之間保持平衡。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將國民經濟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停滯部門,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幾乎為零,另一個是進步部門,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顯著為正,如果停滯部門的產品缺乏價格彈性,則最終勞動力會不斷由進步部門流向停滯部門,從而導致停滯部門比重越來越大。鮑莫爾所說的停滯部門主要是指傳統服務業,如餐飲、教育、醫療、表演藝術等行業,進步部門主要指制造業。鮑莫爾所描繪的現象在許多國家都曾經或正在發生,但是后來又有新的因素促使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這就是社會分工細化因素。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企業對生產效率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追求,迫使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一些原本置于制造業內部的生產性服務環節逐漸與制造環節分離走向專業化發展道路,如研發設計、商務服務、營銷服務等,分工的細化進一步促進了服務業比重的增加。近年來,傳統服務業、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關系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在快速發展的信息通信技術的推動下,一些傳統的消費性服務業已經不再是停滯部門,它們變得可貿易、可存儲,越來越呈現出規模報酬遞增性,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不再低于制造業,因此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顛覆了鮑莫爾理論成立的條件,從而可以減緩勞動力從制造業向傳統服務業流動的趨勢。其次,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制造業產品對傳統服務業形成了替代,比如炒菜機器人、掃地機器人對家政服務的部分替代,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和5G網絡等技術催生的新興制造業產品對教育和醫療服務的部分替代,無人駕駛汽車對駕駛服務的替代等,這些技術和服務同樣需要制造業產品與之匹配,因此越來越多的新興制造業產品對傳統服務業形成了沖擊和替代,傳統服務業勞動力逐步轉向與之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兩者之和與制造業的比例基本可以保持穩定。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同時,是可以保持制造業比重穩定的。而且,通過大力發展服務型制造和制造業服務化,不斷開發新技術新產品并應用新技術新產品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造升級,可以使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相互促進,從而進一步為我國現代產業體系的發展提供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6BJY129〕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2日 05版)

原標題:協調服務業與制造業關系 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責任編輯:郭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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